逃逸线是解域。法国人不太理解。显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逃逸，但他们觉得逃逸，就是退出这个世界，是搞神秘主义或者艺术，要不就是某种出于回避承诺与责任的懈怠。但是，逃逸不是放弃行动：没什么事能比逃逸更有行动色彩了。逃逸与想象相反。它也是使之逃逸（faire fuir），不必然是使得他者逃逸，也可以是使得其它事物逃逸，使得一个系统逃逸，比如某人破坏了某根管道……逃逸，就是追踪某条线、许多线、整个制图学。
** 这个概念界定了德勒兹哲学的实践导向。注意这个双重等式，我们从这里开始：线=逃逸，逃逸=使之逃逸。是可能性的特定分配，也是实存的时空切分界定出了某个情境（角色、功能、活动、欲望、品位、种种欢乐与痛苦，等等）。重复太沉闷、替换太过调和、选择范围太过狭窄——问题不出在这些礼仪上，而是出在可能性的相同形式、二分法（dichotomique）上：各式秩序的排斥析取（disjonctions exclusives），要么…要么…（ou bien – ou bien）（男性-女性、成人-儿童、人类-动物、脑力-体力、工作-娱乐、黑人-白人、异性恋-同性恋，等等）都在事先纹理化（strient）我们的知觉、情感、思想，把经验禁锢在一个既定形式中，这个形式中甚至还有拒绝和斗争的形式。与这种纹理化相应的是一种压迫，它在下述二元配对中清晰可见，其中每一对都包含了等级：每对析取都基于多数（majeur）与少数（mineur）。如果说是二分网格切断了作为过程与不断自我生产的欲望，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被问道：究竟是，在统治被确立之后欲望才在少数状态里避难，还是说，在欲望回避了一切指派、一切节段化的某些实存区域中、少数化（minorisation）才完全不受影响？第二个选项等于在宣称，欲望本就是女性的、孩童的，等等。在现实中，如果生成优先与女性或童年相联系，那是因为被成年男性所界定的（质的）多数状态围起了一种二分的情境，而上述联系则倾向于在这些情境中带来逃逸。因此妇女解放里的一种人工特征就在于肯定了女人的身份[同一性]，因为后者的内容无非就是从角色、态度等分配中提炼出来的，它们被统治所体制化。从这个视角看，甚至“女人也必须成为[生成]女人”（ATP 291），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必须发现她自我肯定的点，而不是发现那不可避免要参照男人来加以界定的身份[同一性]，反而是这难以捉摸且无实质的“女性性”（« féminité»）的自我肯定，绝不会与情感和风俗的既定秩序相妥协，因为这种秩序蕴含着压制。这就是为什么生成女人既和男人相关也和女人相关：男人在（sont）给定情境里不会（在给定情境施加于他们身上的身份（同一性）里也不会）收获逃逸线，除非使得情境之集合逃逸，从而“感染男性，在生成中横扫他们”（ATP275–8, 292, 469 ff.）。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变情境，也不在于废黜情境，而在于任何给定情境的动摇、起伏与解体[去组织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情境都是等价的；它们的相对价值在于，能顶住多大程度的解体[去组织化]却又不分崩离析，而不在于它们所见证的秩序的固有性质。然而，用这些词来表达的话，德勒兹-瓜塔里的实践又掉进了另一个声名狼藉的二分法里：秩序-无序。然而，必须恰当地来理解无序，它不是虚无或混沌，而是“剖开”混沌、与混沌相对抗，也不是以假定的自然形式的名义来否定它（见“内在性平面”词条）。这种解体或解域的向量（vecteurs）被准确地称之为逃逸线。现在我们就可以领会到，这个复杂表达所包含的双重等式了。逃逸这个词在此得在两种意义上理解：（1）某物失去了它的密封性或闭合性；（2）躲避、逃跑。如果逃逸意味着使之逃逸，这是因为逃逸不是退出情境然后走到其他地方、改变你的生活、逃进梦里、甚至也不是转换情境（最后一个例子更复杂，因为使得情境逃逸必然蕴含着对可能性作再分配——拦住某些迟钝的压制——导向一种至少部分地、乃至完全不可编程的转换，不可预测地创造出新的时空、原创的体制装配；然而，出路仍然在于逃逸、在于追寻欲望过程，而不在于转换，转换的结果只有在它自身的逃逸线下才有价值，其它也是）。然而，它还是一个出口（sortie），尽管是悖论式的出口。德勒兹分析了整个自然、家庭、社会、体制；但让我们限制在哲学上，它有自身的情景——不是因为它比其它案例更重要，而是因为比较来说，用它来处理德勒兹的进路会更有指导性。“用哲学的方式，离开哲学”（ABC, “C comme culture”）：如果哲学包含了自身恰切的域外（dehors），以至于真正的域外并非外在于它，而是在它的中心，那么，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变成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精神分析师、或者一名战士来离开哲学，无非就是把情境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跳跃到另一个被判断为本就更好的情景里去）。这里，我们可能有了一些根据来对抗德里达，后者把情境界定为“形而上学之闭合”，接着，不是要梦想并非逻各斯（界定为言说和在场）的另种逻各斯（autre logos que le logos），而是要提议“解构”它，它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排除（exclu），这排除始终侵蚀着它（书写及其“延异”（« différance »）效果）。德勒兹提议了一种可被称作变态（perversion）的方法，它有时候区分出并收获了一条思想家的路线，这些思想家“看似是哲学史的一部分，但在某方面或者全盘逃离了哲学史：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尼采、柏格森”（D 14–15）；有时候是从理论的所有变种中改道，从而把片段用于其他目的（DR, LS,AO, ATP, passim）；有时候是把一个概念和它的真正条件连起来，亦即和包腋它的那些力与时空动态连起来（DI 98 ff.——“戏剧化”方法）；最后，与其对某个主题或理念发起正面批判、不如用“彻底扭曲的设想”来接近它（萨克-马索克的司法合同——N 142–3 and M 93 ff.）。可以在《为了审判的结束》（« Pouren finir avec le jugemen»）这篇文本里找到这两种进路的对立的近似版（CC Ch. 15）：前一个人倾倒于无止尽的分析乃是唯一可能之正义的意义，后一个人操作着“有限过程”的序列（这的确就是德勒兹利用哲学史的方式——过程的一些例子：他阐释了康德式我思、柏格森的过去和现在的悖论式同时性，等等，有如此多的固定片段，它们的意义-效果仍被不断翻新，成了它们被加以取用的装配中的一个功能）不是去批判，而总是使之逃逸（K 46–7）……但为什么说这是变态呢？在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通常的定义——偏移了目标或目的——而是一篇文本，它描述了弗洛伊德在分离出变态独有特征时的态度：“一般说来，否认（dénégation）看似要比否定（négation）或者部分摧毁（destruction partielle）肤浅得多。但并非如此，因为它再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操作。否认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操作的出发点，该种操作不由否定乃至摧毁组成，而是在彻底抗议那存在者（ce qui est）的合法根据（bien-fondé）：它以一种方式悬置了对所予的信念、中和了所予，从而打开了新的地平、超越并替代了所予”（M 31）。如果问题不在于逃逸“出”（hors-de），而在于使之逃逸（faire fuir），那我们还是逃逸了某物，它们又融合进了使之逃逸：是与非的绝对统治、作为可能之法则的替代项、在欲望屈从于既定切分后充当伪自由的选择（LS 320; CC Ch. 10, 不止是巴特比干扰了这种替代项，亚哈船长这位“处处逃逸”的人的“形而上学变态”也是如此 CC 77–9; fi nally CC Ch. 18, passim）。与辩证法正相反，辩证法宣称它以综合式的和解克服了替代项，也承认如此一来就保留下了前提（把存在和虚无组合起来，不会得出生成），逃逸线被放在不可分辨者、可兼析取（disjonction incluse）的记号之下。最终，变态者是表面之人或内在性平面之人（LS 133）。因为我们总是横贯地追踪这条线——这是双重等式的另一面。通过自由地使用器官，我们得以解域器官，得以不再如此地活：仿佛器官从一开始就被有机体绑定在它们所铭刻的功能上；从而得以依照与其他提取或转移来的“部分对象”的相遇，在“无身体的器官”或内在性平面上重新装配它。也就是说，逃逸线始终都是横贯的（transversale）：它横贯地联系着那些失去面孔的事物，这些事物不再被现成图式预先识别出来，它们又获致了生命或工作（换句话说，“非有机之统一”）的容贯性（PS,193-203）。横贯，如同在已构成的形式中剖开了单义性，它是经验的平面，一切和一切在其上相互交流（它们相互组合，又或者不），超越了形式、功能、抑或空间的阻碍。[11]
*** 就此，我们的两个等式被第三个等式超过了：绘制逃逸线=用线来思考。除了这些由“非有机生命”构建自身、又与已构成的形式横贯地相连接着的逃逸线之外，内在性平面上再无他物。但在平面上绘制出一条线，就收获了一个新的视角用于看待某个情境的集合，收获了一种内在标准从而容许我们按照装配的两极——解域和层化（诸体制）——来分析各式装配。它是内在的，这是因为它遵循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内在性平面的首要性（经验的诸条件），各种形式或组织必须从一开始就由此建构而来。因此有的不是固定形式的世界、也不是生成的世界，而是线的不同状态、许多线的不同类型、它的错综复杂构成了某种生命的一幅可变换的地图（carte）。地图的地理学主题对立于精神分析的考古学进路（cf. ATP 12,203; N 33; CC Ch. 9）。说到底，什么是线呢？它是一个包含了时间的记号，是某个绵延符号的、也是对生存作出某次诊断的基本元素（德勒兹只在《谈话》开头谈及了这个概念[D 119–40]；《普鲁斯特与符号》描述的是一个“依照时间线”部署的“记号世界”[PS 25]，它试着综合这两项，不过还是保留了二者的分离）。一个给定的装配或者情境，得用线这个概念的差异化的方式来加以分析，这恰恰对立于刻画了结构主义思想的“点与位置”（D 37）。区分三种类型，来界定与时空的种种联系：逃逸线指的是Aion和平滑空间，除此以外，还有“刚的节段性”之线（«à segmentarité dure»）（二元循环和纹理空间），以及两极之间状态暧昧的“柔的节段性”之线（«àsegmentarité souple»）（碎片化的提取、情感再分配的阈限）（ATP 195–207,222–31）。逃逸线显得如此脆弱、不确定、有时缺席有时干枯，而乍一看由规律性、周期运动所界定的情境的问题就在于离开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德勒兹要肯定逃逸线的首要性呢（D 125, 135; ATP 204–5）？我们一定不能让事实秩序掩盖原则秩序：如果先是横贯者在经验里横贯，才在横贯者之上构成了那些必须在所予之中被构成的形式和主体。那么反之，逃逸线从一开始就横贯其中，内部繁多的外部性（les multiples extériorités internes）在其中运作又构成了它们，并且辩护了一种“快乐的悲观主义”、一种内在信仰、一种对更好的日子的期望，即便各种事物必然走向更坏。因为，如果我们的形式首先由解域化所构成，那即使忍受着它的严酷，我们也依然需要它们来再生产（reproduire）我们的生存。“拆卸有机物绝不意味着自杀，而是要敞开身体，面向那预设了整个装配的诸种联结……应保留足够的有机物，好在每个黎明来改革它们”（ATP 160）——因为又一次地，问题不在于从（有机物）中逃逸，而是使之逃逸。
本文译自
Zourabichvili, François. Deleuze: A philosophy of the event: Together with the vocabulary of Deleuz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Zourabichvili, François. Le vocabulaire de Deleuze. Ellipse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