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多年中，斯拉沃热·齐泽克反复强调，他运思中最为根本的关切和最主要的追求，总体上在于证明以下两者间的同一（虽然这是反直觉的）：一方面是，德国观念论中类似我思的主体，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拉康术语是death drive，弗洛伊德术语是Todestrieb）。[1]与这种强调相一致的是，明显对立的二者（即主体和死亡驱力）间这种同一的短路也集中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和《绝对反冲：迈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的书页中。[2]齐泽克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的这两本哲学著作中尤其着眼于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力比多经济学（其中涉及了驱力）之间的对读。齐泽克展示了，弗洛伊德的驱力和拉康在冲动（Trieb, pulsion）和欲望（désir）之间的区分，都需要基于黑格尔哲学的一些变体，而与此同时，它们也正是黑格尔哲学所预示的。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走得很远，将死亡驱力放在了黑格尔主义的外密性的核心（extimate nucleus），可以说他的哲学既不能、又不能不与之共存。黑格尔主义的绝对者的原初模态（Ur-modality）是无根的偶然性[3]，通过强调这一点，齐泽克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即，黑格尔体系的主要驱动力）不过就是处在原初、无可言表的真实性之中的“死亡驱力或者强迫的重复”——这就是，一种周期性的圆周运动，表现出自发而愚痴的特征，类似于机械的自动机器，而非人类主体。[4]
齐泽克此处的做法展示了（乍看起来是）对立的统合，在其中，意义（meaning/sense）的高度与无意义（meaninglessness/nonsense）的深度互相契合，前者意味着黑格尔的辩证体系的绝对理念，即逻辑和实在的范畴和概念的整个集合成的网络，而后者意味着非辩证的重复性使黑格尔体系成为可能，但同时却永久地逃避了对该体系的理解。在《少于无》中，齐泽克为了说明外密性的维度，提及了四位后黑格尔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拉康和德勒兹），不意外的是，其中拉康是最为重要的。
一个密涅瓦的猫头鹰（译者注：黑格尔用于指哲学家），如果是拉康派精神分析式的，会去许可Après-Coup（译者注：这是一家成立于1987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欧美和拉丁地区的临床精神分析师和学者间关于精神分析的当代讨论）来阐明黑格尔哲学的前提（自在的，as an sich），而该前提仍需要那迟到的设定（自在自为的，as an undfür sich）来实现（阐明的过程是对黑格尔式大写概念（Notion）的尊严的提升）。齐泽克提出，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关于驱力和重复的概念，是“设定前提”的关键，更准确地说，它就是黑格尔的隐含想法：有条件的绝对者（contingent Absolute）及其辩证发展，由非辩证的否定性所推动，不断地重演自身。我还将在以后用更多篇幅讨论齐泽克对德勒兹的引用，以及拉康自己对德勒兹哲学的零散引用。
为了正确地理解和评价齐泽克对精神分析驱力理论的这种“比黑格尔本人更黑格尔”的认识，也为了在这种语境中恰当地诠释拉康，显然需要考察齐泽克他如何将驱力（尤其是死亡驱力）概念化。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不会明确提及但会较多地依赖我在2005年出版的《时间驱力：元精神分析与驱力之分裂》中的理论重构，其中涉及弗洛伊德、拉康和齐泽克对驱力和力比多经济的解释。进一步地，我在2008年出版的《齐泽克的本体论》中多次探讨了齐泽克2012年前对元精神分析驱力理论的分析，类似的探讨也在后续的背景中展开。现在，着手进行这项特殊的探讨的最佳起点，是齐泽克在冲动（pulsion）与欲望之间做出的区分，这一区分来自他对于拉康的特定解读。事实上，齐泽克对于驱力的想法最终依赖于该区分。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反复提及驱力-欲望这个对子。在此，他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对该区分做了说明，这也是后来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一再回返的话题：
从哲学角度看，驱力意味着什么？在一个模糊的、大致的意义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转换、和从欲望到驱力的转换具有类似性：康德式的宇宙是欲望（围绕着匮乏（lack）构建起来，而匮乏就是那无可触碰的物自体），是对目的的无止境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为了保证我们的伦理行动的意义，康德不得不设定灵魂的不朽（因为我们无法在尘世抵达目的，我们必须被允许无止境地前进）。相反，对黑格尔而言，物自体不是无可触碰的，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此时此刻就在发生——当然不是在朴素的前批判的意义上，说我们达到了超验之物；而是在适当的辩证的意义上，我们转换了视点（perspective）、思及了作为实在的裂隙（它使得我们与原质（Thing）相分离）。对于欲望而言，“尚未满足”总是构成性的，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于驱力而言，它并非通过触及对象而得到满足（对象就是逃避欲望之物）。事实上，相较于欲望，驱力是由满足所定义的，但这是因为，触碰对象的努力反复失败、围绕着对象反复打转，这就达成了驱力的满足。[5]
以拉康派精神分析的方式所讲述的驱力理论，恰就是以黑格尔哲学所讲述的那个故事的最佳涵义：思辨的辩证运动中回溯性地设定关键前提（即，辩证的否定性永不停息），上述所如此讨论的论题是齐泽克提出问题的动机。更进一步的，他这里把康德-黑格尔对应于欲望-驱力的做法，也相应地强化了对黑格尔主义的非正统解读。换句话说，对齐泽克读者而言，会反复看到齐泽克版的黑格尔生硬地直接将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失败改写为本体论上的胜利。认识论的失败，等于是拉康的欲望所表达出的歇斯底里“那不是我想要的！”。本体论的胜利，等于是拉康的冲动所表达的颠倒（perversion）“那正是！”。[6]换句话说，齐泽克版黑格尔涉及一种无休止地、强迫性地反复享受否定性，它非人地、无意义地绕着特定重心自行运作，绕着近似于物理学中的黑洞和/或数学中动态吸引子的轨道运动。（即，齐泽克所谓的“但纯粹驱力总是还在动呀”）[7]
康德-黑格尔与欲望-驱力之间的联系，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许多其它段落也都基于对此的文饰。《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许多其它段落也都基于康德-黑格尔与欲望-驱力这两组对子之间的关联[8]齐泽克认为，欲望和驱力之间的元辩证法的视差，为黑格尔辩证否定性的动力学提供了核心动力机制。[9]
换言之，齐泽克基于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改写了黑格尔哲学，这种改写后的版本暗示，一些非辩证之物（一种类似知性（Verstand-type）的二元对立）产生了、奠基了辩证之物（即，作为思辨的辩证法的理性（Vernunft）。类似的，当齐泽克说到“正是这驱力引入了极端的不平衡，打破了我们所处在的连续的整体（the All）”。[10]我们如果抱有同情的话，可以从中听出这是精准地捕捉到了黑格尔的论题，他作为一个后斯宾诺莎、反谢林的哲学家，坚持“掌握并且表达，真理不仅是实体，并且等同于主体”[11]。相应的，主体（subjectivity）（即，死亡驱力）作为实体（substantiality）（即，“我们所处在的连续的整体”）的剩余物，从内部和外部打破了这个实体自身（因此，用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话说。存在（being）是自我分裂（self-sundering ）和自行辩证运动的（auto-dialecticising））[12]
因此，在齐泽克的话语中，主体和驱力分别是德国观念论和精神分析中同一事物的两个名字，即存在着的否定性，它由基底的实体所产生、也干扰着那实体，而实体其实等同于这一串东西：绝对者（the Absolute），太一（the One），总体（the All），无限者（the Infnite），大全（the Totality），整体（the Whole），等等。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通过将其与本能相比较（除此之外，还有上文已经提及的与欲望的比较），进一步地丰富了驱力的概念。[13]尽管没有在这个比较中直接提及黑格尔这个名字，齐泽克做事情的方式根本上（有些矛盾地）表达了对黑格尔的关切。在这个摇摆不定（ambivalence）的积极的一面，齐泽克纠正了某种正典的、常见的对黑格尔的（错误）解读。
当谈及黑格尔对人与非人动物区别的设想时，齐泽克警告不要将这一特别的哲学人类学解释为线性发展的进步叙事，后者是技术发展中才有的，那意味着简单的动物活动被相对复杂的人类技术所取代（“人”的零度并非是动物活动进一步的“中介”，而是“人”的重新题词，是更高的整体中的一个从属的碎片（例如，我们进食、生育，这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更高的精神潜能）[14]）。齐泽克清晰地把握住了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对人类“灵魂”（Seele）的处理中，关于习性的著名讨论等例子。[15] 他认为，人类从动物成为一般的人类，在于将自身凝结到了更原始而非更高级的东西上（那种更原始的东西，指的是重复的、狭隘的、根据习性的、顽固的、驱力性的东西）。
进一步的，当齐泽克断言“人会直接感知到对动物而言没什么内在价值的目标”的时候，[16]齐泽克的想法指向弗洛伊德和拉康对力比多经济的解释，而这正是人所特有的（除此之外，也指向了黑格尔的哲学人类学）。在弗洛伊德那儿，人们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口欲驱力（oral drive/als Trieb）那儿找到一个例子作为解释：对于人类婴儿来说，渴望获得营养的本能（als Instinkt），也就是饥饿，渴求于牛奶，将其视作营养的自在实体，口欲驱力寄生在另一种本能事物（instinct cathects /als Besetzung）之上，这种事物并非直接滋养的物体和活动， ，而是包括诸如乳房以及与吮吸有关的嘴的重复动作在内的感觉-知觉（sensory-perceptual）的表象(representatives)。(比如，用齐泽克的话来说，就是满足直觉性饥饿的“单纯副产品”[17])
在拉康那儿，我不禁回想起他1950年代初在“自我的某些反映（Reflections）”中对镜像阶段的阐述中一个幽默的时刻。在其中，他对比了人类和非人灵长动物对于反射性表面的反应：当非人灵长动物意识到镜中的影像只是表象、看起来是一只同类生物但其实只是不真实的幻影，它们就会因为它并不真实而失去兴趣；但是人类却会长久地被影像所吸引，被引诱到虚拟现实的光谱漩涡中，在虚拟漩涡中，外观、功能、外表等比任何“真实”事物都更有价值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拉康不仅参与了一些对人类的自嘲（人类白痴愚蠢地因海市蜃楼和骗局而一次次跌倒，而最接近的人类的动物亲戚都不会这样），他还扫除了伪弗洛伊德式自我心理学家论敌，对他们来说，“适应现实”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金标准。拉康与之对立的观点是，人类的标志性特征是原初地就对现实（reality）不适应（dis/mal-adaptation），偏爱不真实的幻影（illusory images and fctitious Phantasms)，而不像非人类动物（包括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偏爱现实。拉康的暗示是，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对患者“适应现实”的要求实际上是不人道的，他们对所谓的“人类状况”的基本方面缺乏了解。[18]
但是，回到黑格尔，在齐泽克摇摆不定的消极的一面，齐泽克认为黑格尔哲学有时恰恰陷入了伪黑格尔主义之中，而那正是齐泽克通过在《少于无》中的那些更正面、更亲黑格尔的评论所试图改写的。
尽管看似相反，但这不应该视为令人惊讶的东西，因为齐泽克不管在《少于无》还是《绝对反冲》中都明确说过，他解读自己主要参考人物（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惯用方式就是（至少在合适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反对自己，这就能够阐明“x” （例如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拉康等等）的外密性之所在，这超过了“x”其自身（他们自己误认了他们自己突破点的基本维度，而正是挑明这一点，才刻画了这些伟大的思想者[19]）。
齐泽克将这种批判性的解经步骤，描述为“通过反对弗洛伊德的弗洛伊德，或是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的方式去思考”[20]，类似的，他也坚持“超越拉康的唯一路径在于通过拉康”。[21]《少于无》中谈及了相当多话题，诸如煽动民意的贫困、数理化的实验科学、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和弗洛伊德-拉康的驱力（尤其是死亡驱力），只有当黑格尔的立场经历了内在的自我批判做出较大改变之后（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立场）的批判），黑格尔主义才有能力处理、同化这些话题的。
齐泽克认为，黑格尔误将人类的性存在（sexuality）处理为一种准兽性（quasi-animalistic），它属于家庭的社会象征（socio-symbolic）的中介，而家庭则是伦理秩序（Sittlichkeit）中的一个元素。[23]但是，由于性建构是由宏大的无意识所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的、由驱力所凝聚的（drive-centred）、关乎人类精神主体的性别-力比多经济的，基于这些后见之明，精神分析版的密涅瓦猫头鹰正确地认识到，性建构（及其相关的、时时刻刻的或一些不那么寻常的固持（obsessions）和固着（fixations））也体现在黑格尔体系的其它地方，而不止黑格尔自己所意识到的那些（也就是说，是在“主观精神的哲学”的“人类学”中，而不是在随后的“客观精神的哲学”中，灵魂及其习性离动物性靠得太近而非太远了）。从齐泽克的观点看，不是这么回事：黑格尔的体系不能容纳所有后黑格尔的发展（如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人类性构建），于是导致了后黑格尔淘汰了黑格尔。而应该说，该体系确实可以容纳它们，但是那基于黑格尔本人并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忠诚需要一定程度的背叛，这是一种辩证真理，这也适用于与辩证法家与非辩证法家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们看到的，齐泽克展示了拉康在驱力与欲望间的非辩证性的对立，而这组对立是辩证运作过程的元层次的动力。此时，我还打算说明这一点，齐泽克的拉康在冲动和欲望之间的区分，是来自于这样一些东西的产物：人类进化本能的失败、自然自身弱点的症状、缺乏强大准则、粗心马虎但本身功能完好的器官（虽然有畸形）因为疏忽过失导致畸形扩大了。
接下来进入一些更加细节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观察到发生在智人身上的自然进化史，智人拥有涉及情绪、动机和认知功能的中枢神经系统，高度分布在从脑干到新皮层的各种神经解剖学图景中。然后是，表观遗传学和神经可塑性使自然进化的大脑自然倾向于受制于后天培养而非自然的支配，以身体-生物-物质术语进行了预编码，并以心理-社会-符号话语进行了再编码。这些人类进化神经生物学的导致了特定的自然变量——由于这些变量，进化上较古老的本能型动机和情感功能与进化上较新的认知功能相关并由其介导——因此，在人类个体内部，动物的本能总是已经（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元心理学过程）被转变（transubstantiate）为人类的驱力。
为了更恰切地解释拉康和（尤其是）齐泽克，我们可以将驱力与欲望理解为前述的内容，即非人类动物内在的无冲突本能在人类动物之中向两方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本能性的东西包含了重复的与目的论的东西。也就是说，本能既要求这些东西特定的意图和行动的模式（弗洛伊德的驱力中的重复动作）的重现（recurrences）；以及朝向特定的目的（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Lustprinzip），它想要追求满足、逃避痛苦）。此外，这类动物本能是有机的（与之形成对比是的，特殊的人类有机体的杂乱无章的“无机性（anorganicity）”及其千变万化的、拼凑在一起的驱力）总体上会导向重复与目的论的和谐综合。但这些综合偶尔会由于外源性的干扰在非人类动物那里解离。换句话说，在环境变化导致这些本能变得对环境适应不良时，本能地命令式的（dictated）重复就不再基于特定目的而有效运作了。
但是，在人类（而不是非人类）动物中，动机/力比多（motivational/libidinal forces andFactors）层级上的适应不良是由于内在的规则，而不是外因产生的例外。更具体地讲，可以将齐泽克版拉康的驱力-欲望之分重新定义为反映重复和目的论的分离（而在非人类动物的本能中，它们是有机耦合的，除非受到干扰）。可以说，这一裂隙是神经生物学上的进化所打开的，它将动物本能的情绪和动机功能广泛地打散在各种各样的人类用以处理情绪、动机和认知的神经解剖与生理位置上。它的分布范围可能太广，导致人类力比多经济的撕裂（rips and tears)，而这些裂痕和创伤成为了这些经济的组织原则。
简单而言，拉-齐的“冲动”可以说是蕴含了无目的的重复，而拉-齐的“欲望”则蕴含了无重复的目的。依照拉康对驱力的“目标（aim）”和“目的（goal）”之区分（这一个区分很接近欲望和驱力的区分），被目标所压抑的（aim-inhibited）的驱力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依照弗洛伊德对升华（sublimation）的刻画，被目标所压抑的驱力之满足就是升华，准确的说，这是因为该驱力除了正在压抑它的目标之外，还有一个目标（这就是拉康的“目的”）。拉康的理由是，基于弗洛伊德的说法，即如果所有驱力都追求满足，并且总是尚未能够通过升华而得到满足（尽管它所得到的目标正是使得它受压抑的那个）。于是驱力中必然有一个“目标-满足”的回路，它不同于如下这样的情形：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之间辩证地相互拉锯。
这样被压抑的弗洛伊德-拉康式（驱力-）目标，以快乐原则的方式涉及了“满足”，即，将“快乐”作为满意（contentment）、幸福（happiness）、平衡（homeostasis）、安乐（well-being），等等。相比之下，拉康的（驱力-）目的构成了幸福原则目标之外的另一种满足，它不过是对无目标重复（即，无目的论的重复）的一种盲目享乐（jouissance）。换言之，相较于将快乐作为满足的目标，冲动将享乐作为大他者（Other）“满足”的目的。
接下来，齐泽克的这种“阻碍（stuckness）”[24]中的（ofand in）这种享乐（enjoyment）是无目的论的重复，而是由类似于本能的快乐原则所激发的，它可能是也确实是源自于无止境的循环旋转（revolutions），就像是执念（idées fixes）。从本能和欲望（尽管它们差异很大，但都涉及目的论）的角度来看，享乐有时候是无效的、适得其反的、自我毁灭的，等等诸如此类。
这种“享乐”（经常自觉得令人难以忍受（unenjoyable））可能是由于在生物-物理层面，神经进化导致了脑干水平的情绪和动机结构，与皮层水平的认知功能的动力学（尤其是如Jaak Panksepp这样的新大脑皮层认知研究者[25]所称的情感神经科学的SEEKING系统）二者脱钩（rift decoupling）。在这脱钩的二者中，前者可以说是支持主动的、强烈的、使得享乐得到满足的无目的论的重复（即，弗洛伊德的起源、驱力之压力，拉康的无目标但有目的的驱力，以及我所说的（见Time Driven）“基于坐标轴的反复（axis of iteration）”）。而后者则可以说是支持再现的（representational）、类似能指（signifier）的、伴随着目的论的差异（differences/differentiations）（即，弗洛伊德的驱力的目标和对象（object），拉康的欲望及其相关联的物（Thing, das Ding, la Chose）和小客体a，以及我所说的（见Time Driven）“基于坐标轴的变更（axis of alteration）”）
在个体人类器官的发生学之中，进化以冷漠的方式对待生命的枯荣，而“足够好以至于活得够长而能够进行繁殖”在种群（而非个体）的规模上是一个过于低的门槛，于是这种远非最佳的裂口就会出现，将有机的动物直觉打碎到无机的、碎裂的人类特有的驱力中。这种裂隙在自然史上之所以会发生，可能因为会带来某种进化优势，即进化而来的新皮质层使得人们拥有智能（相比于其它有知觉而无智能的动物，智能动物之间的合作、计划、言说、应答等更加精细、更加长期、且/或范围更大）。
但是，这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缺点。用神经进化的术语来说，这可能是内在的由自然或进化所生产的（早于新皮质层的）直觉，在去有机化然后再有机化之后，正是通过（赋予人智能的进化后的）新皮层这一通路，成为了驱力。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说，它们是Time Driven一书中详细描述的人类独有的力比多功能障碍，也就是该书的副标题“驱力的撕裂”所指涉的。然而，只要在物种总体规模平衡方面，这种不利因素不导致智人整体因种群数量不足以在生物学上继续生存繁殖而被迫灭绝，那么驱力的次优、引起不满的机制就能够继续运作。
在自然进化上，不被禁止即许可。这种受到许可的典范是一种特别的、孤立的物种，其许多成员不知疲倦地、痛苦地、而又不知情地、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反对自己的幸福和繁荣——正如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的著名观察：这个物种，即便凭依当下与其关联的、可以说协同进步的科学技术能力上的进展，它们迅速获取了适应性的能力，但它们却反常识地数量越来越少（而非更多）了。
在驱力之外，对拉康和齐泽克而言，欲望分别意味着什么？正如我前文中提及的，拉-齐所言的冲动是无目的论的重复的具体表现，欲望则是无重复的目的论的表现。关于后者，我的意思是，在其精确的技术性术语的意义上，欲望总是指向特定的目的（teloi），即那个，在双重伪装之下的总是已经失去的真实之物（Real Ting(i.e. das Ding)），处在在个体发育的史前、也在永远尚未来临的的梦幻对象/小客体a（fantasmatic object (i.e. objet petit a)）。
更进一步的，这两个目的（teloi），物（das Ding）的无可挽回的失去的享乐，和小客体a（objet petit a）的可期但永不可达的享乐，共同构成了彼此，也就是说，小客体a是逝去之物在未来的投射，与之相关但完全相反的是，物是对现在和未来遥不可及的小客体a的回溯（retrojection）。按拉康的话讲，欲望（虽然有许多其它神秘的特征），它本质上是目的论的，也从不停止不满，在朝向不可能达及的终点的过程中，它永久地、不安宁地拉扯着超越自身。正如齐泽克所强调的，无论获得了什么，拉康的欲望始终会带着失望回应：“那不是我想要的。” （‘Cen’est pas ça’ (‘That’s not it’).）
有趣的是，这种欲望看起来分别具有本能和驱力的不同方面的特点。更准确的说，本能和驱力都一样具有重复性，即都基本上强迫性的（imperative）一再以某种顽固的方式去思和行，那是一种力比多所激发的命令（injunction），弗洛伊德称之为“重复强迫（Wiederholungszwang）”。但是，不同于非人动物的本能——它们最终根植在进化上原始的哺乳动物的脑干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的位置上——通过进化上比较晚近的新皮层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位置上的认知回路，人类的驱力引导这种重复的倾向。
这种神经内中介通过（再）分布生成了从脑干到新皮质的间隙距离，将动物本能转化为人类驱力，也带来了神经外调节——这是因为新皮质的表观遗传学和神经可塑性，作为某种实在界，对该皮层的硬连线/预编码，导致了再排布/再编码，以面对超肉体的、非生物的、去自然化的维度（包括经验现象（即想象界）和社会结构（即象征界））。在自然和人类史错综复杂的交汇点中，通过这些内在于躯体而外在于心理的分布/再分布和中介/元中介，本能被撕裂，成为人类特有的驱力，并被精神分析专门理论化。
接下来我将不再装作，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能够给出一个全面的、贯穿始终的对拉康欲望的刻画，我认为，欲望应当在当前的讨论语境中刻画（即，在智人物种成员的个体层面的发育层面上，动物本能通过总是已经脱离人类驱力而转变过了（transubstantiated/als Aufhebung））。拉康自1950 年代起的一贯范式是，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三元组中刻画欲望，其中也包括 besoin（需要）和demande（要求），它可以用 21 世纪早期（后）拉康神经-精神分析的后见之明来解释（这是我在这儿做的预期）。
根据拉康，“需要（need）”与本能非常接近，它们都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命令，恒常地重复自身。对于一个生命，在其实际出生之前被扔进一套早已存在的主体间的（inter- and trans-subjective）中介矩阵，并注定要成为一个“说话的存在者”（parlêtre）的生命来说，这些实在界（Real）的需求是被迫的，在想象界的他人（Imaginary others）和象征界的大他者（Symbolic Others）对小小的人类施加的严格约束范围内，他们以社会承认、语言象征的要求（demands）的形式进行（错误）沟通。无论是弗洛伊德的躯体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即我的“基于坐标轴的反复（axisof iteration）”），还是拉康的身体需求，这种人类有机体的生物-物质实体的各个方面，都被大量规则和表象（representations）所殖民、所改写（那种规则和表象，是刻写到精神上的，也是象征着社会的）。
因此，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心理上的驱力-目标和驱力-对象（即我的“基于坐标轴的变更”）是超出了躯体的概念表象的（representations /Vorstellungen），它将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去自然化、转移了。用拉康的术语说，想像界的现象和象征界的结构包含了他人与大他者，它们约束了实在界的肉体的要求，将其（错误地）翻译为类似能指的影像和语词（即，如要求（demands）一样表达出来）。
弗洛伊德的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和拉康的需要，都是力比多经济的特征，都可以被有力地刻画为人类本质的构成本能的部分（就其单独而言）。当然，这些本能的特征总是已经由动物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与能指（signifers）所传达、所过滤，于是自然地倾向于被后天培养所支配。诚然，这些本能的特征（在其未被稀释的纯粹的情况下）从未被临床分析家和元心理学家所遭遇、所直接处理（弗洛伊德和拉康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肯认了这一点）。然而，在弗洛伊德和拉康式的理论框架下，它们都被设定为无可避免的前提。更进一步的，任何弗洛伊德和/或拉康主义者，也会是一个坚定忠诚的唯物主义者（无论是齐泽克、我自己还是其他任何人），必然承认这些生物的力量和因素，并给予它们适当的位置。
再想到，拉康反复指责人们将“驱力”（Trieb）误译为“本能”（Instinkt），他有时坚持认为冲动（pulsion）最好被翻译为漂移（dérive (drift)）。事实上，驱力很好地被drift所描述——自然本能被超自然中介所漂移（set adrift）（对于弗洛伊德，躯体的起源和压力被转移到对目标和客体的心理想像（Vorstellungen）中；对于拉康，肉体需要在超肉体的能指之要求中得到强制的表达）。但是，再一次的，拉康的欲望（désir à）是什么？
弗洛伊德式的驱力之起源与压力，和拉康式的需要，都引致了重复，引致一种几乎无可抗拒的重复强迫（Wiederholungszwang），连续引起欲望、并将其推入其不断但徒劳的尝试和再尝试之中。在其中其试图掌握“它”（即，物（das Ding/laChose），正如由小客体a（objet petit a）所体现的那样）又总是以失望的“那不是我想要的”而告终。除了这些不断地重申着的“对工作的要求”（借用弗洛伊德的短语，对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的反复坚持），拉康的能指理论（这是解释欲望不可或缺的理论）认为，能指同时是重复之可能与不可能的条件。
一方面（作为重复之可能的条件），类似于能指的再现（representations）（无论是语词还是影像）使得力比多经济及其诸主体能够使得它们自己指向这种追求、这种寻觅。（就如弗洛伊德说的）追求“再次找回了其失落的客体”。寻觅可被标识、辨认出来的“同一”之物，一次又一次（即，“IT”）。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作为重复之不可能的条件），能指的结构动力学使得重复本身产生差异，每一再-寻找都是再-失落，每次连续回归相同（sameness）都会清除这相同的相同（same sameness）（这结果就是‘Ce n’est pas ça’）。
对于需要的强制误译，以成为对要求的能指，这产生了拉康式的欲望。因此，我们可以说，欲望由两种版本的重复所产生：首先是，生物体的重复强迫症（Wiederholungszwang），类似本能的、维生所需的要求，反复坚持按其指令进行劳作；其二是，由刻在人类动物身上的能指所启用和产生的重复（它由此成为使用语言的生物（parlêtre））。我早些时候说，拉康的欲望可以被描述为涉及无重复的目的论——这与拉康的驱力（即无目的论的重复）形成对比。但是，我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更精细地区分它：观察到欲望的“无重复”其实更确切的指的是没能满足重复（或，如拉康研讨班X (1962–3)中可能表达的，欲望总体上仍然是“并非没有（‘not without’ (‘pas sans’)）”重复）。这也就是说，拉康的欲望，无论是否是与这些有关的想法：本能、与弗洛伊德的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拉康的需要和/或拉康的冲动，它总是不断被推入徒劳的、西西弗式的到达目的的努力中，而其必然的不可触及，总是被欲望的主体误以为是出于偶然而非必然的缘故。
在欲望哭诉“那不是我所想要的！”的可以为人所听到的语调中，至少其中之一来自于由动物本能所固有的目的论倾向的残留，它挥之不去。换句话说，欲望的“Ce n’est pas ça”可以被听到，因其包含着孱弱的自然本能的无力抵抗（这是黑格尔所谓的Ohnmacht der Nature，也关系到我所说的“weak nature”），该抵抗指向（已然去自然化了的）驱力的“无目的论的重复”，即后者的“错谬”享乐（enjoyment/jouissance），那种对着失败、对着围绕从未触及的目标的无休止的打转的享乐。拉康式驱力是围绕（veer off）目的论路线的享乐，但拉康式欲望并不对此进行享乐，而仍然固着于其永不到来的（过去和将来的）目的上。
就像内在失败的本能总是“超越快乐原则”一样，在不可能的、注定的目的论中，欲望不满足且因不满足而僵持。
我很想提出，欲望的发生学在于，需要延展成为要求，而这部分地包含了本能之成为驱力的发生史的重述（更确切地说，是新皮层的进化起源，及其与大脑的情绪和动机功能相关的中介作用的假设）。甚至，后者可以称得上是前者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去自然化的社会象征的弥漫，以及力比多经济的控制（诸如，能指的要求，覆盖了身体的需求），之所以得已可能，部分的是由于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其中，高度可塑性的新皮层内源性进行遗传编码，而外源性表观遗传对此进行再编码）在激起情绪的回路中起了关键作用。
由于这种认知皮层能够接受生命体周围无数种环境的影响和铭刻，本能变为驱力，而驱力被分为无重复的目的论（即弗洛伊德的驱力-目标和驱力-对象，拉康的欲望和我的“基于坐标轴的变更”——都基于进化的人类大脑的认知回路）和无目的论的重复（即，弗洛伊德的驱力-起源和驱力-压力，拉康的冲动，和我的“基于坐标轴的反复”——都基于人类大脑的情感和动机回路，和身体的整个其余部分）。
现在该重新回过头来直接谈齐泽克了。在本文结束的时候，我将试图证明，我对精神分析驱力理论的重访，为什么以及如何解决了（我认为的）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基于拉康的驱力-欲望之分，他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通过在自己的范式下重写这一区分，而提出了那些问题。但是，在如此结束之前，我们得考虑齐泽克的这一思考，关于之前已经提及的阻碍（stuckness）的概念。
与冲动-欲望这个对子一起出现，也与之紧密联系的，是阻碍这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它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反复出现[26]。就这一主题而言，齐泽克暗自依赖于我刚才强调的拉康能指逻辑的一个特征，即，在对立面的一致（coincidence）/汇集（convergence）中，重复（repetition）产生了差异（difference）。而重复（repetition）处在在类能指的结构和动力学之中，并贯穿它们。齐泽克在2012和2014的书中关乎黑格尔的核心论题之一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思辨哲学，在其基础上，依赖于重复所产生的差异：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黑格尔的常见批评在哪儿出了错：“黑格尔总是预设了这样的运动：一个正题与其反题所对立，矛盾加剧，我们就到了新的位置上，诸如此类。但是如果有个阶段，它拒绝进入该运动，如果它单纯地坚持（或屈服于）它迟钝的特殊性：‘好，我自相矛盾，但这又怎样？我宁愿停留在我现在之所是。’”这一批评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一点：这绝非是具有威胁性的反常情况、一个“常规”辩证运动的例外情形，这（一个阶段拒绝进入其运动、而坚持其特殊的同一性）就是精确意义上的，作为定律所发生的事情。一个阶段正是通过坚持其当下之所是、拒绝承认其对立面的真理，而变成它的对立面。[27]
这样的颠倒——从顽固的重复到彻底的差异——完全符合拉康的能指逻辑。更进一步的，齐泽克说得非常对，与各种抱怨和攻击相反，黑格尔确实允许对他所描画的辩证-思辨轨迹的反对。
但是，在《少于无》中，在“黑格尔的极限（The Limits of Hegel）”这一章（第七章）的开头，齐泽克指出，沿着前一段引文中列出的路线，在重复和差异之间采用（拉康式的）辩证法，是一种自我免责的举措，而黑格尔本人无法做到这一点。[28]在“纯粹机械性重复的过剩（excess of purely mechanical repetition）”中，齐泽克断言，黑格尔的错误无非是弗洛伊德-拉康式的死亡驱力。[29]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齐泽克看来，死亡驱力是黑格尔主义的外密性核心，是“在黑格尔之中超出黑格尔自身”的东西。清楚的是，齐泽克相信，后黑格尔的精神分析驱力理论，也是与21世纪重新发明的黑格尔主义相兼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后者不可或缺的部分。
正是在这条脉络中，《少于无》接着就走得更远，将以下两者等同起来：死亡驱力那类型的阻碍的重复；黑格尔的核心，即否定性。[30]通过与“东方”的粗略对比——更具体地说，齐泽克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他最喜欢举的那个反面例子，即“西方佛教”——他将黑格尔辩证法与弗洛伊德-拉康式的死亡驱力，总体上作为“西方否定性”的象征（大体上是对于东方的、或伪东方的正面性的非辩证的对立面）。更进一步的，回顾我先前对于弗洛伊德、拉康和齐泽克对于驱力与欲望的讨论，我认为，用拉康式欲望中类似死亡驱力（death-drive-like）的维度，来识别齐泽克的西方否定性，可能是更为确切的（相比起像齐泽克本人那样，直接地用死亡驱力（Todestrieb/pulsion de mort）来识别它）。
对拉康自己而言，纯粹重复（即，作为辩证地自我颠覆的重复）的不可到达性与以下事物是相关的：总体上，是能指逻辑；特别的，是由能指所中介的欲望。诚然，在对不可能的真实之物（它被包裹在小客体a的梦幻的伪装之中）的不快追求中，欲望反复地坚持。正如已经描述的那样，拉康的欲望展示了一种“超越快乐原则”的重复强迫症。因此，齐泽克并没没有他自己的证成，因为他重提了弗洛伊德1920年提出的死亡驱力。但是，考虑到齐泽克在《少于无》中所提的西方的黑格尔式否定性，总体上是依赖于在差异/新异（newness）之中反复地自我扬弃，当代新黑格尔主义精神分析的灵感，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式的死亡驱力，不如说是拉康的“说话者的欲望”。
当然，在精神分析和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理论的语境下，谈到相互关联的“重复”与“差异”这样的词的时候，我们难免想到德勒兹，以及他1968年的杰作《差异与重复》。正如众所周知的，拉康极力夸赞的，不仅仅有《差异与重复》，还有德勒兹的《冰冷与残酷》（Coldness and Cruelty, 1967），和《意义的逻辑》（TheLogic of Sense, 1969）。[31]尽管拉康和德勒兹的取向之间存在紧张和不相容——正如我将要谈到的那样，《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齐泽克有针对性地调动了拉康和德勒兹之间关于重复、差异、驱力和欲望的摩擦——拉康并没有误解1967-9年的尚未加塔里化的德勒兹。德勒兹哲学的有些方面确实与拉康的精神分析产生了惊人的交叉共鸣。与此相关的是，考虑到齐泽克将黑格尔的否定性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驱力的阻碍相等同，就其公然反黑格尔的作者（指德勒兹）而言，将《差异与重复》中对重复的解释视为完全黑格尔主义的，这有点讽刺。[32]
在这个特定语境下，首先值得强调的方面是，根据德勒兹的主旨，关于展开的那一系列引致差异的反复，重复不可分离地内在于它——这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通过重提1920年的弗洛伊德（此时，重复强迫症和死亡驱力已经明确成为中心议题了）而表述的主旨。[33]更进一步的，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说“死本能（‘the death instinct’ (‘l’instinct de la mort’)）”“不仅仅是诸本能中的一个，而是所有本能聚集起来，包围着的裂口（‘qui n’estpas un instinct parmi les autres, mais la fêlure en personne, autour delaquelle tous les instincts fourmillent’)”。
尽管德勒兹在他谈论“死本能（而非死亡驱力）”时，他并不考虑精神分析，也漠视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在驱力/冲动和本能之间所做的区分，这一点挺奇怪。但是该说法，正如在《冰冷与残酷》中预示的那样[35]，浓缩了我先前提及的一系列驱力理论思想（弗洛伊德，拉康和/或齐泽克）的回声：死亡驱力本非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驱力，而是每一个和所有的驱力的特征（就弗洛伊德对死亡驱力的思考而言）；这个死亡（之特征）驱力涉及扰乱了快乐原则的重复，跟从于重复强迫症，超越、紧随或服从于（beyond, behind or beneath）欲望原则；死亡驱力（或者说语词类似的所有驱力之本质）是裂口（crack, fêlure）的否定性，这个裂口在力比多经济中形成了重心（这基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驱力理论，我在《时间驱力》中区分了作为“基于坐标轴的反复（axis of iteration）”和“变更（alteration）”的驱力，而这可以说与德勒兹的差异（变更）和重复（反复））。
在研讨班XVI中，拉康以一种赞许的姿态提及德勒兹的资源，在其中，描画了“空白”（blanc）或“匮乏”（manque），而这抓住了所谓“结构主义”的本质[36]（这是德勒兹的《意义的逻辑》，以及相关的文章“我们如何认识结构主义的？（How Do We Recognize Structuralism?）”[37]），这暗示德勒兹的“否定性”（包括德勒兹《意义的逻辑》中相关联的，塑造了所有驱力的死亡裂缝）与拉康的“实在”重叠，因为它内在地扰乱了想象-象征现实（以及，尤其是，象征秩序的大他者）。齐泽克也以类似的赞许态度阅读德勒兹。[38]
德勒兹的《冰冷与残酷》因其对受虐狂的聚焦，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死亡驱力的扩展性探讨。事实上，其第十章的标题就是“死亡本能”(‘Qu’est-ce que l’instinct de mort’)。[39]在其中，德勒兹准确地坚持，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主要关注的不是“Jenseits”（超越），即对快乐原则的完全对立或废除（尽管不同的人对这本 1920年的书有很不同的印象和解释）。相反，德勒兹的解释得到了弗洛伊德文本细节的充分支持，强调了弗洛伊德与死亡驱力密切相关的重复性（作为强迫性重复）是“超越”（特别是作为快乐原则之前或之下的先验维度）。
这也就是说，德勒兹将死亡驱力专门地与（作为随后装置的可能性条件的）重复相联系，通过这一“绑定”（Bindung），弗洛伊德将以下二者等同起来：这种重复之所带来（或试图带来），快乐原则（它在此后精神生活种总体占主导地位）。这种强迫性的重复是无根据的根据，它可靠地为倾向于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力比多经济铺平了道路。但是，作为快乐原则的前提条件，重复强迫症自身并不被先行于它、建立它的规则所约束。换言之，重复，作为快乐原则之可能条件，并不必然地服从这一原则。[40]一年后，《差异与重复》重述了这些观点。[41]
在《少于无》中，齐泽克重述了拉康在驱力和欲望之间的差异、将前者联系到阻碍上，在此之后，他赞许地调用了德勒兹。[42]但是，当拉康和德勒兹关于驱力和欲望的立场的话题在《绝对反冲》中被重提时，后者在齐泽克手中的表现比他在《少于无》中的表现要糟糕得多。齐泽克通过重提拉康式的冲动和欲望之分，导向了对德勒兹的批判。[43]在《绝对反冲》中，这种交互的引文和主题，充实了驱力-欲望的对立，这是齐泽克全部理论作品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康德-黑格尔关系、量子力学中的例子、拉康的性存在（sexuation）、等等。此外，齐泽克在 2014 年的背景下所调动的视差分裂的主题（即康德二律背反的黑格尔式本体化）与他最近的主要哲学著作中的论题产生共鸣，根据该论题，辩证法是被这些部分所推动的：非辩证的、不可能被扬弃的正反题，以及（作为任何和所有思辨辩证法可能性的元辩证条件的）不相容性。沿着这些思路，《绝对反冲》就像此前的《少于无》，将拉康的冲动-欲望的张力（他断言这是无法跨越的视差分裂）作为精神分析的力比多经济的辩证法中的元辩证动力。
通过那种被恰当地称呼为力比多经济的东西，齐泽克开始处理德勒兹。[44]以更广泛的西方哲学史为背景，齐泽克的评论隐含地展示了（新）斯宾诺莎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之间的对抗。新斯宾诺莎主义隐藏在这一面具之下，即《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所言的“欲望之流，这种无止境的生产性的运动，是先于所有否定性的对生命的肯定断言”，这近似于斯宾诺莎的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作为实体的S。新黑格尔主义隐藏在拉康的“视差间互斥的统一”，这类似于黑格尔的否定，作为主体的S。[45]简而言之，齐泽克迅速进行的批判策略是论证拉康的否定性（作为象征性阉割、实在界的匮乏（manque-à-être）、小客体a等）是对德勒兹的肯定性做出拒绝的可能性条件（这呼应于黑格尔所争辩的：斯宾诺莎的在他的实体一元论中预设了主体性，但这是他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设定的）。
更进一步的，当齐泽克断言“德勒兹仍然处于产物和（场景的）再现之间典型的现代对立之中”时，这暗示了一个更精确的指控：从康德（重新）退回了斯宾诺莎，后者可以说是类似知性的（或，至少，未达致辩证-思辨的），它在能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ns）和被生的自然（natura naturata）之间做了截然二分。前者即齐泽克的“生产”，也即斯宾诺莎的生产性实体的存在。后者即齐泽克的“再现的场景”，它表现了斯宾诺莎的属性和样态。[46]
从齐泽克的黑格尔-拉康的角度看，尤其是在《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德勒兹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受到两个缺陷的影响，该缺陷与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诊断是一样的：第一，他对于这个最终无法避免的问题，总是无力/或拒绝提及并回应，也就是，存在的太一（也就是实体）如何且为何会产生杂多的显象（即属性和样式）；[47]第二，他持有一种明显（ostensibly）绝对的本体论（就其穷尽了无限而言），而这种本体论是不完全地去绝对化的——这是因为关于显象，他坚持保留一种不合格的本体论重量。
如我先前所强调的，齐泽克在谈论德勒兹的部分，处理了斯宾诺莎的第一个缺陷，他设定（posit）了拉康式的否定性，这是德勒兹所预设（presuppose）而又避免设定（posit）的（就如黑格尔设定了主体性，而类似的，斯宾诺莎预设了而没有设定主体性）。如我在其它地方已经说过的，[49]齐泽克对于德勒兹的新斯宾诺莎的第二个缺陷的回应在于，坚持任何（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真正的绝对本体论必然是承诺了、解释了显象这种奇怪的存在物，而不是将其作为附带现象。在这种脉络之下，齐泽克的拉康对德勒兹所做的，就是齐泽克的黑格尔对康德所做的，即，将结构和现象充分地本体论化，而非将其当作本体论上次级的、贫瘠之物（对拉康而言，再现绝不仅仅是（以有限和扭曲的方式）反映生产过程的屏幕或场景[50]）。
但是，尽管看起来相反，在《绝对反冲》中的一个早些的小片段中，当德勒兹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将肯定性作为生产的、解辖域化的欲望机器之流时，其可能性条件——也就是（齐泽克所设定的、作为拒斥德勒兹的预设的）否定性，并不处在拉康的这个驱力和欲望的对子中的任何一端。相反，最为《少于无》和《绝对反冲》中更加哲学式抽象/思辨的部分，[51]齐泽克思索根基（Urgrund），那是最根本的起源点，也正是从中产生了冲动和欲望。他说：
与其将驱力绕着打转的否定性的空无（void of negativity）定义为“纯粹的”死亡驱力，更恰当的做法是在驱力和欲望之分出现之前设定否定性/不可能性，并将驱力和欲望设想为应对这种本体论僵局的两种模式。[52]
齐泽克的“本体论僵局”是一个原初的空无（Nothingness or Void），此外，它是驱力、欲望及其差异的零级无根据的根据。在另外一些语境中，我已经表达了批评性的保留（例如齐泽克在《绝对反冲》中提到的那些[53]），在他作品中的那些地方，他沉迷于我所说的（改述自塞拉斯（Wilfrid Sellars））“非-所予（non-given）的神话”，即对不可能发生（ineffable）的否定性的“x”的理智直观，这个“x”飘荡在无法触及的时间之先，而所有的存在者都以某种方式从那里生成。[54]现在，我觉得这是恰当且重要的：通过与前文所述的驱力和欲望的题目的联系，进一步尖锐化、具体化这一批评。
荷尔德林对费希特的准康德的主体式先验观念论做了开创性的批判（这一批判大体在1795年的《论判断与存在》（Über Urtheil und Seyn）中概述），而齐泽克正确地强调，谢林和黑格尔放弃了该批判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宾诺莎主义的侧面。[55]尽管来自荷尔德林的帮助启发了谢林的客观观念论（objective idealism）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这二者都离开了康德和费希特的主观观念论，从“论判断与存在”开始的背离——荷尔德林在图宾格的两个朋友开始不满于他对康-费的替代方案，因为它重复了斯宾诺莎未能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实体如何以及为什么表现属性和样态（或“成为主体”，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
这就是说，谢林和黑格尔的最终对这个荷尔德林的不满，在于后者对这件事缺乏解释：他的“存在（being）”（一种肯定的存在（sein），）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将自己打破成为碎片的——而这又是在“判断（judgement）”中并通过“判断”而得到的，存在判断（judge）其自身（原—区分（Urtheilor Ur-Teilung）的否定，类似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多”，斯宾诺莎主义的属性和样态，以及斯宾诺莎的（理智）直观所得到的反身的、反思性的形而上学判断）。有趣的是，拉康也在一个地方策略性地暗示说，对弗洛伊德的“原始自恋”（在由力比多所影响的共生融合的“失乐园”中，这种“浩瀚无垠的感受”，先于对这预设和睦的否定性扰乱，先于内-外、我-非我、自我-他者这些差异的建立）的描画，是新柏拉图、斯宾诺莎、以及/或荷尔德林式的，因而使得主体得以生成（即主体性的出现）的发生学基础——新生儿/婴儿，是不可理解的，并且事实上看起来是不可能的。[56]可以看得到，齐泽克自己对于（准-）德勒兹的“新唯物主义”的问题化，是在呼应黑格尔、谢林和拉康对于诉诸原初丰饶（primordial plenitude）的纯粹肯定性的反对。
让我们再次引用齐泽克《绝对反冲》中的思考，他关于唯一的原初起源（Ur-source）的歇斯底里令我惊讶（这一原初起源产生了冲动与欲望间不同寻常的视差裂隙），因为这有如此的危险：因疏忽而又陷入荷尔德林式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这也就是齐泽克自己所恰切强调过的，黑格尔和谢林间的差异。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某种（在谢林的措辞中）“不可预思的在”，齐泽克的（少于）无中的“本体论僵局”，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不可还原和不可分析的原初的统一，从中驱力、欲望和其他存在的一切奇迹般地涌现。更准确地说，这有会被认为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只是将符号从肯定（太一或实体的过剩）转为否定（非-太一或否定性的缺陷）。这可以近似的说是否定符号的新斯宾诺莎主义，当然这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否定（Verneinung）。因此，齐泽克的《少于无》以少于（完全的）黑格尔主义而告终。
一个毫无妥协的黑格尔主义替代品，将会取代齐泽克最近作品中妥协的黑格尔主义。以驱力-欲望之分作为焦点，齐泽克将原初空洞（primal Void）作为这一区分的无根据的根据，而我对这一区分的根据则在上文大致已然勾画完了 。我对驱力和欲望之间的相同和分异（那正如齐泽克所描述的）的另一种解释，调用了生物学证据，因而提供一个兼容了科学的、在认识论上负责任的解释：它解释了驱力和欲望间的同异，何以从功能失调的、不可靠的、拼贴画般的本能之中，经由弱自然自身翻动的事实演变出来。这不需要对不可触及之无的理智直观。或许我的这些思想实验可能缺乏审美上的吸引力或思辨气质，但它们能以合理性和正当性得到弥补。
为了说清楚隐含在我版本的驱力理论中最宏大的本体论图景，在可以识别的“开始”的外部界限处，散在的自然质料的杂多的复数肯定性是最终的事实基础，任何和每一个否定性都在这些许多所予（作为所予的“多”）之内和之间形成。让我们将这种原初事实（Ur-facticity）与先验唯物主义的“多即少”原则相结合，根据该原则，否定性通过肯定性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而产生（例如，在人类本能的神经进化中，驱力和/或欲望的否定性部分源于笨拙的大脑干和新皮质之间的对抗和不相容性），[58] 这是完全不神秘的、彻底的后批判（而不是前批判）基石，它会导向一个集哲学、精神分析和科学于一体的辩证-思辨理论大厦。
尽管在《少于无》中，齐泽克接受了“先验唯物主义”的标签，[59]两年后的《绝对反冲》中他又尖锐地拒绝了它。[60]我很想表明，这不完全是一个巧合：在 2014年做出这一拒绝的同一本书中，似乎也陷入了令人不安的立场：尽管有更改过的术语伪装，这仍然类似于如此的基本形而上学模型——它是新柏拉图主义、斯宾诺莎主义和黑格尔所拒绝了荷尔德林式浪漫派。当然尽管有这样的失误，齐泽克本人也同样寻求摆脱该失误。因此，我最后提出以下选择：要么是先验唯物主义（它的弱自然仅在于如此的形式：偶然的质料事实性和多即少的辩证法）要么回到辩证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思辨哲学，那是前康德的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