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机器》，这是祖拉比希维利的《德勒兹哲学词典》的最后一个条目，至此，我们已然结束了整本词典的翻译。自2020年5月16日Schizo Analysis的创刊号《存在的单义性》开始，到23年6月29日的今天，计1325天，三年零七个月有余。中途有许多朋友加入了译者行列，也很遗憾流失了一些。严格来说，就交流频次而言，我们还算不上一个社群。但若并不夸大的话，幸运地是，我们完成了一桩事业。而你作为读者，也与我们一起做了同一件事。只要汉语世界对德勒兹的哲学理解，有因我们的工作推进了一丝一毫，这桩事业就是值得的。这必然为真，因为我们译者自己早已受惠于翻译的训练。我们知悉，董树宝老师巧合地完稿了本书的中译，正在准备校订与出版的途中。他的工作与SA平行，而非相互干扰。事实上，在翻译《事件》词条时，我就碰巧发现，早于17年的《生产：事件哲学》中，董老师就已然引进了Zourabichivilli的工作。在刚开始学习德勒兹时，《荒岛》集中董老师的译文则是笔者的路标。我仅仅希望，于董老师的译文出版之前，我们的工作是给读者尝鲜的前菜、或一张快照；出版之后，则是另一份可供参考与批判的材料。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其价值，像德勒兹说的：“勿要使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不值得……”
“每当一条逃逸线转变为死亡线时，我们诉诸的并不是某种例如‘死本能（instinct de mort）’的内在冲动，我们诉诸的仍然是一种欲望的装配，关涉一种客观上或内在地可被定义的机器。因此，我们不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说，每当有人摧毁他人并毁灭自己时，他在自己的逃逸线上发明了自己的战争机器。”（D，171）
“我们将‘战争机器’定义为在逃逸线上建构起来的线性装配。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机器根本不以战争为目的；它以一种非常特殊的空间为目的，即平滑空间，它组合、占据和传播这个空间。游牧主义，它正是这种战争—平滑空间的结合机器。”（P，50）
这个概念包含有两个层面的困难，涉及到内容（战争机器坚称并非以战争为目的）和地位（是一种历史的、普遍的还是隐喻性的装配？）。一切源于对战争与欲望的关系的思考，以及被拖入“逃逸线”上的作家笔下战争的形象的重复出现。德勒兹和加塔利一如既往地拒绝将隐喻归类为产生误解的说法（D，169）。战争机器的概念回应了“逃逸线”的模棱两可性问题（它并不在于逃离一种情况，而毋宁说是“使之逃离”，发掘出那些解辖域化之点）：它具备将自身转变为毁灭线的能力。因为就像把对死亡的爱或法西斯主义的眩晕与欲望对立起来这一做法太过简单，认为欲望所面临的唯一危险就是它的再辖域化，同样太过于简单。在《反俄狄浦斯》中，尽管存在“无器官的身体”逻辑，集体欲望与死亡的关系仍然与自身压抑的内在化有关：在这个语境下，法西斯主义与任何其他社会的区别仅仅在于其进行古旧时期的再辖域化的极端特性，以抵抗资本主义时代的解辖域化（AŒ，37，306-307，439-440）。而在《千高原》中情况则不同：“毁灭的激情”描述的是欲望在绝望的条件下面对自身压抑的时刻，当它“失去变化的能力”时，它只能在他人和自我的毁灭中找到遗留给它的“唯一对象”（MP，279-283）。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一复杂时刻，人们犹豫不决地将其定性为“内部化（intériorisation）”，这一时刻是欲望甚至在失败内部找到了令人震惊的资源，通过“让绝对战争的流穿越它”，来回返到国家并反过来对抗它自己（MP，279-283）。这种可以被称为空乏的欲望工作状态不与神经症的非欲望相混淆，因为正是欲望通过把战争或死亡当做最终目的给予自己，来抵抗内部化；它更接近“无器官的身体”的“排斥性”或“偏执”的极点（AŒ，14-15）。然而，战争机器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临床状态的描述，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它为将国家作为形式或模式的批判提供了真正的问题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机器”倾向于与如此这般的欲望等同，而不是仅仅说明它的批判的界限，见下文）。战争机器的外部性（extériorité de la achine de guerre）命题意味着国家没有一个与外部的关系就不能被得到构想，它占有这个外部但无力将其完全控制（战争机器被机制化为军队），同时战争机器则完全可以与一种社会装配相联系，这种社会装配从本质上永远不会闭合为一种内部性形式。这种装配就是游牧主义：它的表达形式是战争机器，它的内容形式是冶金学；整体与所谓的平滑空间相关联（MP，471-518）。这一命题具有实践意义：不是在革命中要求保持一种完整的且非批判的信念，或是抽象地呼吁一种革命的或改革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它能够为一种非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政治明确条件，这种革命政治既没有政党组织，又同时掌握一种分析工具来应对集体逃逸线可能出现的向“法西斯主义”偏移的危险（D，173-176；MP，582-591）。德勒兹投身于巴勒斯坦人及其抵抗运动的政治参与就具有这个意义：他在巴解组织中看到的正是他所给予的“战争机器”概念的确切含义（P，233）。 ***为了不停留于最初的模糊和表面上的矛盾印象，读者必须理解战争机器“并非以战争为目的”的含义。战争机器之所以带有其名字的模糊性，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没有留下除了负面以外的痕迹（D，171）。任何一种抵抗的命运都表明，它首先被定性为恐怖主义或破坏活动，然后是苦涩的胜利，当它取得胜利时，它转变为国家的形式：这是因为它属于生成，属于“生成-革命性”，并不被纳入到历史之中（P, 208-209；QPh, 106）。因此，人们可以说，一个集体的“非有机的生命力”，它在原始装配方面的社会创造力，有时只能够在战争中才能被表现出来，尽管战争并非其目的。只有当它被国家所占有，被“分离出自己可能的东西”时，它才将战争作为目的：这时战争的意义或“符号机制”发生了改变，因为这不再是同样的装配；而是从游击战转变为军事行动（MP，518-527）。总的来说，战争机器的概念凝结了欲望的两个极点，即“偏执狂”和“分裂症”，这在无器官的身体的逻辑中得到了彰显（AŒ，439及以下；MP，203-204）。